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柱础：以石为语

柱础又称“磉”，明末清初张自烈所著《正字通 石部》记载：“磉，俗呼础曰磉。”其主要作用是将柱身中的荷载分散至(zhì)更大承重面，从而提升柱基(zhùjī)的结构承载力(chéngzàilì)。 其(qí)历史(lìshǐ)可追溯至(zhì)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木垫防潮雏形。至宋代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》时，其形制被纳入官式(guānshì)规范，成为礼制等级的物化载体。明清时期，柱础工艺臻于鼎盛。至近现代，尽管混凝土技术革新逐渐取代传统柱基工艺，但留存(liúcún)至今的历代柱础遗存，仍以实物形态见证了中国建筑(jiànzhù)技术演进、艺术审美流变与社会观念交融的历程，为建筑史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物质标本。 《淮南子 说林训》载“山云蒸(shānyúnzhēng)，柱础(zhùchǔ)润”，生动道出柱础对湿气的(de)敏感性，侧面印证了其防潮设计的必要性。福州(fúzhōu)地处东南(dōngnán)沿海，气候湿润多雨，柱础的设计尤为注重防潮与(yǔ)承重功能。福州柱础普遍较高，多采用当地的花岗岩或青石，兼具稳固性与装饰性。这种“高础防潮”的技术传统在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中发展至新高度，其柱础通过青石材质与外扩造型的精妙结合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福州地区(dìqū)柱础防潮承重的营造智慧。 《长乐市志》载(zài)：“‘九头(jiǔtóu)马’陈利焕父子(fùzǐ)建，位于鹤上镇岐阳村福庭庄，因欲围‘九头马’（九块岩石）建筑而得名，其所采材料和建筑工艺达到当时一流水平。”九头马古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初年，其第一座建筑的柱础材质与造型就(jiù)巧妙地回应了闽都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。柱础多采用(cǎiyòng)青石，形制以圆鼓、方形抹边、八边形为主，通过将木柱基抬升，从而起到了绝对的防潮(fángcháo)作用。相较于闽北部分地区常使用的红砂岩，青石具有平均抗压强度高、吸水率低的特性。这种岩性选择与中国近代重要的传统建筑技术(jìshù)著作《营造法原》中“础石务求(wùqiú)密实”的记载高度相符。同时，柱础外扩式造型设计，除通过扩大承压面实现荷载均匀分散外，更以其独特形态成为(chéngwéi)建筑工艺美学的载体，为后续(hòuxù)风格演进(yǎnjìn)奠定基础。 九头马古民居大部分建筑在(zài)清道光年间建成，在延续福州地区合院式布局(bùjú)共性的(de)基础上，采用“五落透后五落排”的整体布局形式。中路祖厅作为宗族核心，其柱础石多采用覆斗式造型(zàoxíng)，在顶、肚、腰、脚四分部均雕刻有繁复纹饰彰显庄重(zhuāngzhòng)。厢房柱础则(zé)简化为素面圆鼓形。这种“祖厅繁奢—厢房简素”的等级化营造，正是封建礼制“尊卑有序”的空间转译。 陈从周先生曾在(zài)《柱础述要(yào)》中提到：“南方除石鼓形柱础勃兴外，因地处卑湿，所以石础部分必然(bìrán)较高，而式样亦较多样化，差不多将它变作为脱离实际的(de)(de)装饰品。”而九头马古民居的柱础不仅有着卓越的防潮、稳固(wěngù)实用性，其(qí)纹样在遵循南方柱础特点的同时，还进一步融入地域特色加以创新。除了融入神话元素的传统雕刻题材，如麻姑献寿、长寿封侯、执莲童子等，也有动植物(dòngzhíwù)相结合的文字谐音来营造吉祥氛围，如蝙蝠（福）、鹿（禄）、桃（寿）等元素常常组合出现。 历经多年建造，九头(jiǔtóu)马古民居最后一座古民居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竣工(jùngōng)。此时的建筑在柱础营造(yíngzào)上集前期之大成，在造型设计方面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优化，础顶内高外低的微坡度结合石雕纹(wén)饰的凹凸走向，能更有效地(dì)引导水流方向，使雨水沿斜面自然流散，避免积水渗入木柱根部，极大地延长了木构架的使用寿命。在柱础纹样上则创新传统云纹与海浪纹结合，形成“云浪纹”的独特(dútè)纹样，既保留(bǎoliú)了中原传统吉祥符号与《营造法式》中“云文”“水浪”的元素精髓，又暗含闽人“以海为田”的生存智慧；海兽纹与祥瑞图的交融，也(yě)成为海上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文化互鉴的生动注脚。 这些(zhèxiē)精雕细琢的柱础遗存，既是力学与(yǔ)美学的完美统一，也是中原礼制与海洋文明的创造性转化，更是闽地先民在湿热气候挑战下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建典范。其以石为(shíwèi)语的艺术表达，既延续了《考工记》“材有美、工有巧”的营造精髓，又以“云浪纹”的创新(chuàngxīn)突破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开放基因，使传统(chuántǒng)建筑(jiànzhù)构件升华为见证海上丝路文明互鉴的文化符码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(fújiàn)理工大学设计学院）